宋朝真的可以“全民皆商”吗?

说到宋代的商业与商人,不能不提宋朝社会的“全民皆商”现象。当然,“全民皆商”是夸张的说法,不过宋代确实出现了不同社会群体竞相投身于商业的热潮,诚如一首宋诗所描述:“短袴长衫白苎巾,咿咿月下急推轮。洛阳路上相逢著,尽是经商买卖人。”这些“经商买卖人”来自各个阶层、各个社会集团:宗室贵族、官僚、军人、士人、僧人、农人,等等。

按宋朝立法,任何平民都可以从事商业,惟宗室贵族、官僚不允许经商,因为他们都是食禄之人,经商即是与民争利:“朝廷所以条约官户,如租佃田宅,断卖坊场,废举货财,与众争利,比于平民,皆有常禁。”但在事实上,禁约沦为一纸空文,许多宋朝官员都加入商人之列,生活在北宋中叶的王安石发现,“今官大者,往往交赂遗,营资产;官小者,贩鬻乞丐,无所不为。”差不多同时代的蔡襄也说,“臣自少入仕,于今三十年矣,当时仕宦之人,粗有节义者皆以营利为耻,虽有逐锥刀之资者,莫不避人而为之,犹知耻也。今乃不然,纡朱怀金,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;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,动以舟车懋迁往来,日取富足。”

宗室子弟虽是天潢贵胄,也甘为商贾事。北宋时,“诸王邸多殖产市井,日取其资”;南宋时,宗室子弟“逐什百之利,为懋迁之计,与商贾皂隶为伍”,居住在泉州的赵氏宗支,投资海外贸易者,比比皆是。

宋朝士子并非一心只知读圣贤书,有经济头脑者不知凡几。南宋时,每逢大比之年,天下士子都早早来到临安城,惟四川士子姗姗来迟,何故?原来“蜀士嗜利,多引商货押船,致留滞关津”。其实不仅四川士子如此,其他地方的读书人也都借着赴试的机会,将家乡的土特产带到京城货卖:“各乡奇巧土物,都担戴来京都货卖,买物回程”,这些赴试的士人“不下万余人,骈集都城,铺席买卖如市”。而在唐代,士与商是两个近乎绝缘的群体,商人不准参加科举,士子也耻于与商贾为伍,五品以上官员甚至“不得入市”,连市场都不可以进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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