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乐相须与文化精神

   “礼乐相须”出自宋代郑樵《通志》:“礼乐相须以为用,礼非乐不行,乐非礼不举。”(《通志·乐略·乐府总序》)今天我们谈两个字:“礼”和“乐”,这两个字在中国文化的精神建构中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。今天我们主要也是从精神层面来讲这两个字的。

  大礼与天地同节

   《礼记·乐记》曰:“大礼与天地同节。”谓礼之极致与天地有相同的节序。人世间的种种礼仪规制以什么为参照呢?天尊地卑的天地之序当然是最好的基准参照,这是把礼仪的最高参照推至天地之别,是农耕民族仰观俯察思维方式的自然理路。《说文解字》示部云:“礼,履也,所以事神致福也。”又豐部:“豐,行礼之器也。”国之大事,唯祀与戎,诸祀之中,又以敬祀天神地祉为最。所以,“礼”最早产生于祭祀,先民们为什么要祭祀呢?因为敬畏天地神灵,先民们相信天地神灵在另一世界看着、主宰着现实人间。天地神灵高高在上,令人生畏。“夫礼者,自卑而尊人。”(《礼记·曲礼》)施礼者和所施对象之间等级森严,所以,“礼”从一开始就有等级差别、敬畏之情等蕴含。

   礼者,天地之序也。《周易正义》卷首《论易之三名》云:“天尊地卑,乾坤定矣。”对天地之序的认同是中国礼文化的基本思想,而祭祀天地神灵则是这种思想认同的具体呈现。《周礼》设官分职有所谓天官冢宰、地官司徒、春官宗伯、夏官司马、秋官司寇、冬官考工,这就是承天地四时之序。如郑玄所说,“天官冢宰”是“象天所立之官”,“地官司徒”是“象地所立之官”,“春官宗伯”是“象春所立之官”。人间的政治秩序遵从的是天地四时之序。这种礼法天地、则天地、准天地的思想在《礼记》中表述更为鲜明。《礼记·礼运》:“夫礼,必本于天。”《礼记·乐记》曰:“礼者,天地之序也。”都是这一思维理路。把礼的根本归之为天地之序,是先民们对礼义的诗性解释,其思维向度是人与自然,人伦同天理,天尊地卑自然而然,人伦次序也自然而然。这种思维取向对中国古代文论影响很大。《文心雕龙·原道篇》就是从天地之大道来理解文学之道的,刘勰由“高卑定位”而生两仪,天有“丽天之象”,地有“理地之形”,都自然而然,进而推导出人文的“自然之道”。在思维路向上,正是对天地秩序的认同。《文心雕龙》显然深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,它把天地尊卑之序当作世间人伦秩序的基准参照,所谓“天地定位”(《文心雕龙·祝盟篇》),就是对天地秩序的遵从。封禅大典更是对上天秩序的遵从典范,天上有“正位北辰”,人间就有“向明南面”。(《文心雕龙·封禅篇》)中国文论视文学通天地,文道通天道,这是中国人整体地、诗性地把握和领悟世界的生动表现。文学与天地万物共生共荣,天地万物成为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。这体现了中国文论的宽广视野和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。

   以礼治人情。《礼记·礼运》谓:“夫礼,先王以承天之道,以治人之情。”天地生万物,天尊地卑决定万物也有贵贱之分。这样,天地之序自然而然地移置到君臣、夫妇、父子、男女等人伦秩序,天地大化就成为万物化育和人伦秩序的根本。德国学者卡西尔认为,这是以天象来解释人间秩序的合理性。他说:“人在天上所真正寻找的乃是他自己的倒影和他那人的世界的秩序。”(《人论》)中国的先民们正是这样把人间秩序和天象关联起来的,人间的一切礼仪规制都参照“天地之序”建立起来。这种自然移置的思路和思想在中国礼文化中表现尤为突出。《周礼》中“大宰”的职能就是在一系列活动中实施严格的礼制,实即区分等级差别。如“祭祀”“朝觐”“会同”“宾客”,都有相应的“祭祀之式”“宾客之式”“羞服之式”,其财资用度、牺牲多寡、参与人员级别,甚至服饰都有不同规定,其内在的依据即是礼,也即人伦之别。

   带着原始时代就有的诗性思维,先民们把天尊地卑作为人间最大的无庸置疑的“礼”,又把这种“天地之序”作为基准参照自然而然地推广至约定俗成的“人伦之序”,进而顺理成章地形成世俗社会的各种礼义规制和行为准则,希望形成情理节制、礼乐相和的理想社会。在《礼记》中,这种“承天之序以治人情”的思路更为明显。从“承天之序”来说,《礼记》特别强调祭祀礼仪,从祭祀对象到祭品都有严格的等级差别。《礼记·曲礼下》云:“天子祭天地,祭四方,祭山川,祭五祀,岁遍。诸侯方祀,祭山川,祭五祀,岁遍。大夫祭五祀,岁遍。士祭其先。……天子以牺牛,诸侯以肥牛,士以羊豕。”祭祀权即统治权,天子一年四季都要祭祀天地,这是君临天下的礼义象征。从“治人情”来说,《礼记》更是强调人与人之间严格的等级差别。《礼记·曲礼》:“夫礼者,所以定亲疏,决嫌疑,别异同,明是非也。”《礼记·王制》就特别强调所谓“知父子、君臣、长幼之义”。(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)

   礼者,人道之极也。这句话出自《荀子·礼论篇》。礼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团体是十分必要的。“恭而无礼则劳,慎而无礼则葸,勇而无礼则乱,直而无礼则绞。”(《论语·泰伯上》)荀子认为,礼起源于早期人类生存物资的分配:“礼起于何也?曰:人生而有欲,欲而不得,则不能无求;求而无度量分界,则不能不争;争则乱,乱则穷。先王恶其乱也,故制礼义以分之,以养人之欲,给人之求,使欲必不穷乎物,物必不屈于欲,两者相持而长,是礼之所起也。”(《荀子·礼论篇》)《礼记·礼运》:“夫礼之初,始诸饮食。”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规矩、规则和底线。荀子认为,礼是做人的准绳、规矩,无规矩不成方圆。轻礼之人是“无方之民”,也即不懂规矩没有教养的人;重礼之人是“有方之士”,也即懂规矩有教养的人。(《荀子·礼论篇》)有礼还是无礼,这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。圣人之所以制礼作乐,就是让人知道自己是人,而不是禽兽:“是以圣人作,为礼以教人,使人以有礼,知自别于禽兽。”(《礼记·曲礼》)从社会来说,“礼者,贵贱有等,长幼有差,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。”(《荀子·富国篇》)礼是维持整个社会良好秩序的必然遵循。从国家来说,“国无礼则不正。”(《荀子·王霸篇》)总之,从个人、社会、国家三个层面来说,“人无礼不生,事无礼不成,国家无礼不宁。”(《荀子·大略篇》)要求人们严守礼仪,就是对整个社会等级秩序的认可。可见,荀子对礼的社会功能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。中国号称礼仪之邦,从军国大事到日常生活,礼的精神无处不在,没有礼就“不成”“不备”“不定”“不亲”“不行”“不诚”“不敬”。(《礼记·曲礼上》)

   礼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架和思想标识。《文心雕龙·宗经篇》云:“象天地,效鬼神,参物序,制人纪。”效法天地、效法万物之序,天地之道自然进入人伦之序。文学与人伦之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文学创作受礼义的规制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诔碑篇》:“贱不诔贵,幼不诔长,在万乘则称天以诔之。”要求诔文要体现礼的精神规制。《文心雕龙·章表篇》:“夫设官分职,高卑联事。天子垂珠以听,诸侯鸣玉以朝。”章表要体现这种官职等级差序,甚至在遣词造句这样的细微处,也要讲究礼义。不遵守礼制的文章,再有文采的文章也是瑕疵,高才如曹植也不能幸免。《文心雕龙·指瑕篇》指出,曹植把至尊的帝王比作蝴蝶和昆虫,不伦不类。中国文论对人伦秩序的遵从,要求文学反映社会、协调社会,体现出崇高的社会道义和道德情操。

   杜甫人称“诗圣”,他的诗为什么这么好呢?除了他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高超诗艺外,跟他“民胞物与”的仁者情怀也有密切关系。清代潘德與说:“子美之于五伦,皆极肫挚鬼神,不独一饭不忘君已也。”(《养一斋诗话》卷二)在中国诗学史,杜甫诗歌既是诗艺的高峰,又是道德的标杆,这样的诗人往往受人推崇。

   元明清时期,有许多小说、戏剧,主人公的爱情看起来轰轰烈烈,但最终都要纳入礼制的框架。元代王实甫《西厢记》最后唱词:“谢当今盛明唐圣主,敇赐为夫妇。永老无别离,万古常完聚,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。”(第5本第4折)我们大家都知道“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”这个名句,以为这是只讲“情”的,但我们别忘了,张生、崔莺莺“五百年前的风流业冤”(第1本第1折)最终是皇帝恩赐,才走进了婚姻的殿堂,也就是说,最终还是纳入了礼的范畴。明代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,可以说是“至情”之作。作者在题词中说:“情不知所起,一往情深。生者可以死,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,死而不可复生者,皆非情之至也。”(《牡丹亭》题词)可谓“至情”说的宣言书。看起来根本不受礼的束缚,如果这样理解《牡丹亭》,我们就大错特错了。《牡丹亭》毕竟产生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上,必然要打上中国文化的精神烙印。柳梦梅、杜丽娘最终还是在皇帝恩赐、各位长辈认可的情况下结合的,也即最终还是纳入了礼的框架,正如杜丽娘自己说得好:“鬼可虚情,人须实礼。”(《牡丹亭》第三十六折《婚走》)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被大人们骗入了婚姻,但内心却是一百个不情愿,找不到现世的出路,只有遁入空门,落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这些文学作品说明,在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中,脱离了礼的基本规范,人将无以立足。以上作品长期受人喜爱,一方面欣赏主人公挣脱礼制的勇气和努力,另一方面,也是对礼制作为社会道德底线的承受和认可。毕竟一个社会,如果连起码的道德底线都没有,必将是无序不堪、价值混乱的。

  大乐与天地同和

   《礼记·乐记》曰:“大乐与天地同和。”又曰:“乐者,天地之和也。”“乐则天作。”(《礼记·乐记》)乐到极致,与天地相应和、同节律,与万物共生并起,与天地相通相连。乐跟天地万物一样,是自然而然产生的,是人们表达情感、健全人格的必需品。

   关于音乐的“起因”,人们首先想到“乐”字的起源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乐,五声八音总名。象鼓鞞,木,虡也。”许慎把“乐”字当作象形字,是鼓置木架的象形,原意是各种乐器和乐声。清人段玉裁注《说文解字》云:“音下曰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,声也。丝竹、金石、匏土、革木,音也。乐之引申为哀乐之乐。”《释名·释言语》也是从哀乐之乐来解释“乐”字:“乐,乐也,使人好乐之也。”对于“乐”字取象,近现代以来,随着殷墟甲骨文的发现,罗振玉认为,乐是“琴瑟之象”。这个观点也能得到现代人类文化学理论的支持,泰勒就说过:“最简陋的乐器形式是较为原始的,其中就有弦乐器。”《文心雕龙·乐府篇》曰:“志感丝篁”“故事谢丝管”。此以“丝篁”“丝管”代指所有乐器,也透露出中国早期的乐器主要是弦乐器。当然,刘勰更关注的当然不是乐器,而是人们为什么喜欢音乐?《文心雕龙·乐府篇》曰:“乐本心术,故响浃肌髓。”也就是说,音乐与人们的内心有密切关系,人们因为表达心情的需要而奏乐,或者说音乐能够传达人的内心。

   大乐著万物之理(《礼记·乐记》)。荀子说:“鼓似天,钟似地,磬似水,竽笙、箫和、筦籥似星辰日月,鞉、柷、拊、鞷、椌、楬似万物。”(《荀子·乐论》)音乐与万物的情理是同气相求、同声相应的,所谓“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。”(《礼记·乐记》)音乐与万物之间相通相协、相感相生。大乐不仅通天地万物之理,也通社会人情事理。天地有大乐,如庄子主张“天籁”之音。(《庄子·齐物论》)刘勰:“林籁结响,调如竽瑟;泉石激韵,和若球鍠。”(《文心雕龙·原道篇》)

   乐者,人情之所必不免也。这句话出自《荀子·乐论》。“凡音者,生人心者也。情动于中,故形于声,声成文,谓之音。”(《礼记·乐记》)“乐也者,情之不可变者也。”(《礼记·乐记》)“凡音者,生于人心者也。乐者,通伦理者也。”(《礼记·乐记》)音乐生于人心,自然也是通于人情事理的。发自内心的声音是不能作伪的:“是故情深而文明,气盛而化神,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,唯乐不可以为伪。”(《礼记·乐记》)“乐者,音之所由生也,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。是故其哀心感者,其声噍以杀;其乐心感者,其声啴以缓;其喜心感者,其声发以散;其怒心感者,其声精以厉;其敬心感者,其声直以廉;其爱心感者,其声和以乐。”(《礼记·乐记》)内心状态与音乐的精神特质一一对应。

   乐者,中和之纪也。《周礼·春官·大司乐》认为,祭祀之乐敬天神地祉、山川、先祖,其效果可以“和邦国”“谐万民”“安宾客”“说远人”“作动物”,最大限度地发挥其“和”的功能。荀子说,乐“可以善民心,其感人深,其移风易俗,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。”(《荀子·乐论》)施之人伦社会,乐能使社会和谐。“故乐在宗庙之中,君臣上下同听之,则莫不和敬;闺门之内,父子兄弟同听之,则莫不和亲;乡里族长之中,长少同听之,则莫不和顺。”(《荀子·乐论》)音乐使君臣上下为之“和敬”,父子兄弟为之“和亲”,乡里族长为之“和顺”,最终天下大和,所谓“故乐者,天下之大齐也,中和之纪也,人情之所不免也。”(《荀子·乐论》)乐之所以能有“和”的功能,与其本身的特质有关。根源于祭祀礼的中国音乐象天地、似四时,施之天下则“天下皆宁,美善相乐”,所谓“乐行而伦清,耳目聪明,血气和平,移风易俗,天下皆宁。”(《礼记·乐记》)大乐之道能使天地和合,万物各得其所:“天地应焉,四时和焉,星辰理焉,万物育焉。”(《礼记·乐记》)

   君子知乐,知音难觅。《礼记》认为,动物只知声不知音。“《咸池》《九韶》之乐,张之洞之野,鸟闻之而飞,兽闻之而走,鱼闻之而下入,人卒闻之,相与还而观之。”(《庄子·至乐》)只有士人君子才知乐,故不离琴瑟:“君无故玉不去身,大夫无故不徹悬,士无故不徹琴瑟。”(《礼记·曲礼》)芸芸众生中,知音是很难找到的。刘勰说:“知音其难哉!音实难知,知实难逢,逢其知音,千载其一乎!”成为知音是一种精神享受,君子之交如众人游春台,又如闻兰之国香,玩书之国华。(《文心雕龙·知音篇》)

  礼乐相和

   荀子说:“乐也者,和之不可变者也;礼也者,理之不可易者也。乐合同,礼别异。”(《荀子·乐论》)礼和乐分别有不同的功能,一个社会光有“礼”则等级森严,人与人之间冷若冰霜,缺乏温情,看似有序,实则关系紧张;一个社会光有“乐”也不行,人人尽情言行,实则无尊卑长幼,看似和谐一片,实则混乱无序。只有二者不偏不倚,相辅相成,一个社会才能礼乐相和,有序而不失温情。“恭敬,礼也;调和,乐也。”(《荀子·臣道》)两者要相须为用。

   王道本乎人情。圣人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制礼作乐的呢?“本之情性,稽之度数,制之礼义,合生气之和,道五常之行。”(《礼记·乐记》)说到底,圣人以人之性情为根本,根据中和的原则来制礼作乐的。清代余怀认为“王道本乎人情”,《周礼》这本书本来是论述王道大业的,其内容涉及“井田军国”之大事,也有“酒浆屝屦”之类日常琐细,无不妥帖入微,所以说,王道以人情为本。然而,西汉末年的王莽和北宋的王安石运用它,都失败了,原因何在呢?并不是《周礼》有什么过错,而是他们运用《周礼》用错了,他们两人都不近人情,没有学到《周礼》的真精神。所以,“古今来大勋业、真文章,总不出人情之外。”(《闲情偶记》序)

   发乎情,止乎礼义。这句话出自《诗大序》。这句话分两个层面,两个层面必须统合起来看,不能只看到一个层面。光强调“发乎情”,情感可能偏向无节制;光强调“止乎礼义”,正常的情感抒发可能被遏杀。人不同于动物,人是理性的,情感要有节制的。《礼记·礼运》:“礼义也者,人之大端也,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、筋骨之束;所以养生、送死、事鬼神之大端也;所以达天道、顺人情之大宝也。”礼,是人之所必须的,是达天道、顺人情、合人心的。《礼记》反复强调这一点。《礼记·问丧》:“人情之实也,礼义之经也,非从天降也,非从地出也,人情而已矣。”也就是说,礼起于人之饮食男女、七情六欲,合乎人情人性的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,儒家是肯定人的个体情感的,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。另一层面,个人的情感不能超越礼的底线,越过这个范围就不是合理之情,而是淫情。所以有必要“修六礼以节民性”(《礼记·王制》)也就是说,礼有调节感情的功能,即所谓“礼节情”,这是礼的重要功能。《礼记·礼运》一段话,把上述两方面的意思很好的结合起来讲:

   何谓人情?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,七者弗学而能。何谓人义?父慈、子孝、兄良、弟弟、夫义、妇听、长惠、幼顺、君仁、臣忠,十者谓之人义。讲信修睦,谓之人利。争夺相杀,谓之人患。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,修十义,讲信修睦,尚辞让,去争夺,舍礼何以治之?

   肯定人的“七情”,同时又要求“修十义”,情理统一才是礼的完整内涵。《礼记·仲尼燕居》:“礼乎礼!夫礼所以制中也。”就是情理节制的具体表述。《礼记》引子游的话说:“人喜则斯陶,陶斯咏,咏斯犹,犹斯舞,舞斯愠,愠斯戚,戚斯叹,叹斯辟,辟斯踊矣。品节斯,斯谓之礼。”(《礼记·檀弓下》)人喜则手舞足蹈,人忧则垂手顿足,把人的这种或喜或忧的自然之情控制在合理范围内,则是礼。

   贵礼乐而贱邪音。(《荀子·乐论》)前面我们说过,音乐是人们抒发情感的自然需要,但一味地放任个体情感的抒发,就是淫情烂情,这种音乐就是邪音郑曲。任由个人情感宣泄,人心就是一盘散沙,社会就会乱套。“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。”(《荀子·乐论》)前面我们说过,乐是人情之不免,音乐“入人也深,其化人也速”。(《荀子·乐论》)但不同的音乐对百姓有不同的感化作用,荀子说:“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,逆气成象而乱生焉;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,顺气成象而治生焉。”(《荀子·乐论》)“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,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。”(《荀子·乐论》)《礼记》说,“志微、噍杀之音”使人思忧,“啴谐、慢易、繁文、简节之音”使人康乐,“粗厉、猛起、奋末、广贲之音”使人刚毅,“廉直、劲正、庄诚之音”使人肃敬,“宽裕、肉好、顺成、和动之音”使人慈爱,“流辟、邪散、狄成、涤滥之音”使人淫乱。(《礼记·乐记》)那么,靠什么来节制呢?要靠礼:“修其行,正其乐,而天下顺焉。”(《荀子·乐论》)荀子说:“以道制欲,则乐而不乱。”(《荀子·乐论》)所以君子“耳不听淫声。”(《荀子·乐论》)圣人特别注重制定雅乐颂声,同时禁淫声邪音。《周礼·春官·大司乐》:“凡建国,禁其淫声、过声、凶声、慢声。”荀子说,先王“制雅、颂之声”,使其声“乐而不流”“辨而不諰”,“曲直、繁省、廉肉、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,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。”(《荀子·乐论》)

   应时顺便。礼,也不是一成不变的,也要应时应世而变。历史上成就大业的人多灵活地理解礼义,而不是死守礼制。如商鞅:“礼者所以便事也。……苟可以利民,不循其礼。”“三代不同礼而王。”“礼法以时而定。制令各顺其宜。……便国不必法古。”汤、武“不循古而兴”,殷、夏“不易礼而亡”。(《商君书·更法》)也就是说,只要有利于天下百姓,礼是随时可以变动的,不必死守礼制。刘安也说:“圣人制礼乐,而不制于礼乐。治国有常,而利民为本。政教有经,而令行为上。苟利于民,不必法古。”(《淮南子·氾论训》)又:“礼,时为大。”(《礼记·礼器》),礼有时代性,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礼节。这些都是从权变、权宜的角度灵活理解礼的内涵。对礼的内涵的理解要应时顺便,对于我们正确传承中国礼义文化很关键。焦循认为,《礼记》说的“礼以时为大”这句话,“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!”(《礼记补疏序》)一代有一代之礼制,礼也要随时代变。把道德伦理推到极至,当成最高准则和最终目标,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手脚,也阻止了文化的发展。不知变通地死守旧规陈俗,不利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。

   “乐者,天地之和也;礼者,天地之序也。和,故百物皆化;序,故群物皆别。”(《礼记·乐记》)礼、乐相配,相须为用。礼和乐有不同的社会功能。“乐者为同,礼者为异。同则相亲,异则相敬。乐胜则流,礼胜则离。合情饰貌者,礼乐之事也。礼义立,则贵贱等矣。乐文同,则上下和矣。”(《礼记·乐记》)礼使人等级有差,互相敬重,情感上却相互隔阂;乐则不同,它使人互相亲近,人们因情感得到交流和睦相处。礼、乐相互配合、相须为用,共同维系着古代社会的治道。一个社会只有礼,时时处处等级森严,管束太多,人心敬畏却不和谐。这时就要有乐的协调,礼乐相配,礼乐同辉,这样,人心和顺,社会和谐,治道备矣。说到这里,我们不禁要问一下,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一个礼乐相配很好的时代呢?有的,刘勰说汉武帝时期就是这样的时代,他称之为“礼乐争辉”的时代。(《文心雕龙·时序篇》)我们今天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研讨一下像汉武帝时期这样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礼乐争辉时代,自然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。

   (作者:吴中胜,系赣南师范大学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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